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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观新闻:浦东开发开放30年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发布日期:2020-04-16 作者:胡伟 上海观察2020年4月16日推送 字体大小[    ] 浏览次数: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30年来,从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正式设立和全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落地,再到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建和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拓展,彰显了浦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使命和角色。在纪念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呢?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

        开发开放浦东,不仅是上海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在一个特大城市边缘寻找一个新的增长极的探索,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是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的一个象征。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在上海的进行,开发浦东成为一重要话题,但最初只是从拓展上海“生存空间”层面考虑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初,上海的经济发展在全国长期独占鳌头。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上海经济增长连续7年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曾经令上海人引以自豪的一个个经济指标桂冠相继跌落,上海的“城市病”日益凸显,发展难以为继。于是,如何寻找新的生长点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开发浦东作为上海产业、人口的疏导区即是一个重要选项。

        1988年5月,上海市政府召开“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国际研讨会”,江泽民指出:“上海作为全国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城市,应该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开发浦东,建设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并提出开发浦东要再造“上海经济中心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这一阐述,提升了浦东开发的战略定位。同时,上海决策层也以实际行动表明开发浦东的决心。1988年12月15日,跨越黄浦江的南浦大桥打下了第一根桩基,开始了越江工程建设。当时实际上有两个方案:一是大桥方案,二是隧道方案。大部分专家倾向于建隧道,因为隧道占地小。市领导力排众议,指出建桥还是建隧不仅要从工程上考虑,还要从政治、社会效应和广大市民的感受上考虑,建大桥能振奋精神,鼓舞市民。现在看这个决策无疑是有远见的,为浦东开发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上海方面积极运筹开发浦东的同时,中央领导同志也在酝酿下一盘大棋,这是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国内外形势,同时苏东剧变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国内改革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加之全球产业结构和分工面临重大调整,经济全球化态势进一步显现。在这个重大挑战、重大机遇、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头,面对海内外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忧虑,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并高屋建瓴地指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浦东开发开放从原有的地方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

        1990年1月21日,邓小平前往上海视察。就在邓小平到上海的两天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也到上海视察。2月2日,上海市领导就开发浦东问题向杨尚昆进行了汇报,杨尚昆随后向邓小平作了通报。2月13日,邓小平启程回京,他对前来送行的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你们去跟江泽民同志说。”朱镕基则回应:“江泽民同志刚到北京工作,上海的事情要他讲不方便。”邓小平当即答复:“好,我来讲!”

        2月17日,邓小平在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之前,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我已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他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对此专门讨论一下,作出正式决策。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指出:“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0年3月28日至4月8日,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率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上海,就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论证,最后汇总形成了向中央汇报的《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报告提出浦东开发要再加上“开放”的定位,从而把浦东开发开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4月18日,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上,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要加快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我希望上海的同志们把开发浦东的事情办好,使上海焕发出新的活力,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最大的贡献。”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委、市政府,原则同意上海5月4日报送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

        从上述不平凡的决策过程不难看出,浦东开发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最高决策层作为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打出去的,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战略全局作出的一项意义深远的部署,而不仅仅是上海为了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一个抉择。换言之,浦东开发开放是党中央把上海作为中国发展的“王牌”而构想的一个大手笔,这个战略定位是浦东开发开放带给今天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对接和实施国家战略

        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一个根本启示在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改革开放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使命,深刻把握上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独特担当。

        浦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国家发展战略在一个地方的集中体现。浦东开发开放要主动对接和实施国家战略,是中央对上海的一贯要求。习近平同志2010年考察浦东时强调,“浦东开发开放的意义在于发挥窗口作用、示范意义,在于发扬敢闯敢试、先行先试的精神,在于发挥排头兵、试验田的作用”。201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上海时,明确了上海的发展定位和肩负的特殊使命,要求“把上海未来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站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新的起点上,要按照上述上海发展“四个放在”和浦东开发开放“三个在于”的要求,更好发挥浦东新区的“王牌”作用。

        回顾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历程,不难发现,浦东正是在主动对接和实施国家战略中书写自身辉煌的。从1990年启动浦东开发开放,到进入21世纪推进的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浦东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战略布局紧密相连,承担了“先行先试”的国家使命,肩负着改革开放“升级版”的重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自开发开放之初,浦东就致力于构建能最大限度服务市场主体的制度环境,通过“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扩大社会自治功能,积极推进市场经济,率先建立国家级要素市场,率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率先推进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产生了我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窗口作用,努力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的时刻,上海更需要按照中央对上海的希望,进一步树立全球视野,聚焦上海“五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在国际和全国的大格局中谋划发展,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更好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为此,上海尤其是浦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进一步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先行者的作用,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尤其是浦东的开发开放,不仅是在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上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要在制度、文化等软实力上也取得突破。

        在建设什么样的浦东的问题上,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要求浦东一个方面要讲综合实力,第二个方面就是精神文明。因此,浦东开发开放形成了“不仅是项目开发、产业开发,而且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开发开放思路。面向未来,浦东开发开放依然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这不仅体现在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产业升级和更高质量发展,而且更加体现在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目标的制度创新;不仅体现在企业注册资本认缴制等商事制度创新、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建立经营异常名录和反垄断审查等规范市场秩序的制度创新,而且更加体现在政府运行和管理的制度创新;不仅体现在转型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行政制度创新,而且更加体现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政治制度的创新。

        为此,必须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的系统集成,不断放大政策集成效应,不仅要加强自贸试验区、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国家战略任务的系统集成,还要实现浦东开发开放与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以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有效衔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新作为”的四个方面贯通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和联动,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果和协同创新效应。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创新和发展融为一体、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双轮驱动、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协同推进。同时,要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进一步彰显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试验田作用。这是站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基础上的新路径、新取向。

        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比作一盘大棋,20世纪80年代初创办经济特区就是开局的兵卒过河,而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改革开放在90年代进入到了攻坚阶段。浦东的开发开放,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也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硕果。

        浦东开发开放30年来,城市面貌、经济规模、社会发展、功能集聚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目前,浦东以上海1/5的土地面积、1/4的常住人口,创造了上海1/3的经济总量、40%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50%的金融业增加值和60%的外贸进出口总额。2018年,浦东主要经济指标迈上重要整数平台,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财政总收入超过4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超过1万亿元,正式进入“万亿俱乐部”。统计显示,1990年浦东的地区生产总值为60亿元,花了11年的时间,在2001年突破1000亿元,然后再花了17年的时间,到2018年突破1万亿元。2019年,浦东确定再用7年时间实现经济总量破2万亿元的目标。这意味着,浦东仍将一马当先,继续奔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浦东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和雄心,根本在于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实现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仅对接国家战略,而且融入全球体系。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开放和新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两个大手笔和大战略。

        “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1990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这样描绘他心目中的浦东新区。由此,“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就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方针。浦东管委会机关食堂的墙上贴着“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这是浦东开发开放面向世界的一个映射,也是浦东得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奥秘所在。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经验再次昭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浦东开发开放30年启迪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习近平同志也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杠杆。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面对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国际上逆全球化的抬头,更需要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更需要进一步全面对外开放。这也是浦东开发开放的一个重要启示。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国内外、党内外都有人对中国改革开放路线能否继续表示怀疑。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和国内风波中站住脚的原因时,明确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国际和国内风波面前,我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巍然屹立。基于这样一种对大局的清醒判断,邓小平在1989年6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他还明确提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浦东开发开放这面旗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出来的。面对当前西方一些人鼓动与中国“脱钩”的严峻国际挑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复杂国际形势,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通过浦东开发开放的伟大成就进一步亮明我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态度,进一步证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对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的最好纪念。

        原文链接:https://web.shobserver.com/wxShare/html/236594.htm?from=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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